10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應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申請，決定啟動對中國涉及清潔能源的法律、政策和做法進行“301調查”。中國商務部和發改委迅即反應強烈譴責。
兩國經貿關系像北京深秋的天氣一樣驟然降溫，幾近觸底。
中國清潔能源政策壞了美國夢
發展清潔能源是經濟發展的時代需求，可以一箭多雕：其一，清潔能源能夠緩解國家對化石燃料的進口依賴，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動力;其二，能夠大幅度地減少碳排放，不僅能使本國環保達標，還能在國際氣候會議上爭得話語權;其三，在發展清潔能源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高科技產品和知識產權，出口這些產品和產權利潤可觀。
2009年2月，在就任總統一個月后，奧巴馬就督促國會通過了《2009復興和再投資法案》，注入7870億美元資金挽救美國經濟。其措施與“羅斯福新政”非常相似，都是基于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對經濟危機時期進行制度設計，唯一的區別就在于清潔能源政策。
奧巴馬政府把發展清潔能源產業視為挽救經濟和增強下一輪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工程，希望借助800多億美元的投資，為美國民眾提供46萬個就業崗位;擺脫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實現能源獨立;縮減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兌現在國際氣候條約中的承諾;出口能源技術和產品。
奧巴馬與美國能源部簽訂了《備忘錄》，具體執行這個計劃;要求美國交通部盡快為汽車制造業制定燃料利用標準，減少能源消耗。2010年5月，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到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推銷其清潔能源技術和產品，開始開拓國際市場。
與此同時，美國還宣稱，在未來10年內要投資1500億美元用于新(清潔)能源的研究和開發;先期投資110億美元用于電網改造，50億美元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自給項目，45億美元用于“綠色節能建筑”，6億美元用于“綠色工作”訓練項目，20億美元用于下一代大容量電池研發;要充分利用風能、水能、太陽能和大陸架海浪產生的能量，建設相應設施;等等。
2009年1月26日，奧巴馬在白宮一次能源獨立和氣候會議上，高調宣布“我們要讓世界知道我們已經作好了領導的準備，我們要保證其他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也效法我們”。
可見，新能源政策是奧巴馬政府的敏感神經，他們始終認為后危機時代依然是美國時代，不僅要借助清潔能源技術成果要求全世界聽從美國的安排，而且要從全世界推銷能源技術和產品，攫取超額利潤，實現美國經濟新的飛躍。這種國家策略，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考慮。
但問題是，中國也看好了清潔能源這張牌。
快速增長的國內需求使中國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度越來越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能源進口有圍剿之勢，中國需要什么，什么就漲價;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常在國際氣候會議上對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說三道四，不斷施壓。
這種國際國內形勢迫使中國在能源政策選擇方面只有華山一條路：節能減排的同時大力發展新(清潔)能源。進一步說，如果中國在新(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方面能夠比美國開發的更好，發展的更快，危機之后與美國同步跨越，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分庭抗禮也不是沒有可能。
由此，清潔能源領域的競爭是中美兩國在后危機時代爭奪國際市場和國際話語權的制高點。這是一種國家策略的大博弈。美國要獨占鰲頭，不允許他人與之平分秋色，當然要尋找借口限制中國。
奧巴馬政府爭利用昏招
且看美國如何指責中國的新(清潔)能源政策：“中國采取一系列不符合WTO的措施對風能和太陽能產品、新型電池以及能源節約型交通工具的國內生產商進行不公平的保護，意圖控制這些產品的國際供應;這些措施包括出口限制、禁止性補貼、對外國企業和進口產品的歧視性待遇、技術轉讓限制和對美國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的國內補貼。”
“自中國加入WTO以來，這些政策措施使美國每年對中國的清潔能源產品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美國貿易代表柯克指出，“清潔能源技術是創造就業的核心(工程)，我們一定要為美國工人、商業和清潔能源企業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
中國政府的反駁也義正言辭。商務部公平貿易局負責人發表談話說：“對中國清潔能源相關政策的指責是毫無根據且不負責任的”;“據中方初步了解，美國在包括清潔能源在內的能源補貼項目高達2300余項，因此美方沒有理由指責別國在改善人類環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是應與其他國家一起，加強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與環境的挑戰”;“中方將依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用一系列數字做了澄清：“美國在2010年1—9月，已經通過現金支付方式給美國的新能源企業提供了46億美元補助，其風電企業獲得了其中30億美元的補貼”;“中國沒有任何新能源設備制造商歧視條款，從2003年—2005年，不少外國風電制造商和中國企業聯合招標，它們既參與過中國項目的投標，也中過標”;“2009年，中國的風力發電市場約850億元，其中21%采購于國外，這個數字足以說明，中國風力發電，給國外制造了大量出口中國的機會。”
與中國人“先禮后兵”的處事傳統相反，美國的外交策略往往“先兵后禮”。這次301調查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做法有利也有弊：如果對方屈從于威懾，美國能很快達到目的;但如果對方不懼威懾我行我素，美國就不得不大動干戈，或者悻悻作罷。
這次301調查軟肋很多，是奧巴馬政府走的一步險棋，至少犯了三大禁忌。
首先，根據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基本原則，任何成員國都不能單方面地采取報復措施，必須把爭議的問題提交該爭端解決機構進行裁決，在得到爭端解決機構授權之后才能采取報復措施，這是一種國際共識。美國此次301調查與這個基本原則背道而馳。
其次，所有奧巴馬內閣成員都很清楚中國市場對美國的重要意義，在許多場合多次提及必須與中國政府保持適度關系。不管是在WTO起訴中國對美國產品的貿易救濟措施，還是迫使人民幣升值，其目的都是為了很好地利用中國市場縮減貿易逆差。
不同于以往對某個行業的爭議，這次301調查涉及中國諸多核心行業，影響國家整體利益，觸及雙邊關系的底線，中國不可能遷就。如果美國堅持單方面采取報復措施，中國勢必對等報復。那時候，中美貿易戰很可能真的爆發。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僅不會縮小，反而會擴大，事與愿違。
最后，許多美國人認為奧巴馬是“說話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在一些事情上雷聲大雨點小。可能考慮到在11月國會大選前拉選票，奧巴馬政府拋出了“人民幣升值案”和這次“301調查案”雙重大禮。這種權宜之計很危險，會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如果采取強硬措施，中國不答應，要對等報復;如果不了了之，選民會認為他們在愚弄民意，徹底失去對奧氏政府的信任。
其實，對于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這次301調查申請，奧巴馬政府有一個很好的應對辦法，就是推拖，等到國會大選之后再處理，給自己留下一點兒周旋的余地。
決戰301的“中國功夫”
這次美國發起301調查的思想根源是美國人始終沒有放棄單極主義思維，堅持認為世界的領導核心只能屬于他們，絕不允許其他國家平分美國利益。這種思維在蘇聯解體前后達到極至，當時美國也確實實現了這個夢想。
不幸的是，“9·11”事件一夜之間讓布什政府改變了基本外交策略，開始“新十字軍東征”，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越陷越深。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恰恰在這段黃金時期，快速發展經濟迅速崛起，促使世界不斷向多極化方向發展。
試想，如果“9·11”之后美國不盲目出兵，而是不斷完善鞏固其世界霸主地位，也許中美之間的大量貿易摩擦早已發生，世界多極化也不會發展的如此迅速。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美國人的單極思維害了他們自己。
美國人不承認這一點，奧巴馬政府也不承認這一點，仍然堅持單極主義思維。不同的是，布什政府把這種單極思維適用于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家，達到軍事控制的目的;而奧巴馬政府把這種單極思維適用于中國，試圖對中國經濟有效遏制。
中國必須認清的是，美國現在處于一個很矛盾的選擇之中，在戰略上試圖維護領導地位，但經濟上囊中羞澀，心有余而力不足，這種悖論會促使美國政府不斷輸出民怨，尋找平衡。既然新(清潔)能源政策是雙方下一輪博弈的重點，筆者有理由相信這次301調查僅僅是一個開始，以后在這個領域的糾紛和摩擦會越來越多。
如何處理?前期不饒不讓的口水戰自然不可避免。首先，中國必須對301調查猛烈抨擊，營造合適的國際輿論。
其二，新(清潔)能源政策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不能有絲毫讓步。如果美國單方面采取報復行為，中國只能按照對等原則反報復。
其三，翻看多哈回合談判期間各成員國提交的建議，我們發現中國非常低調，提交的建議不多，遠遠低于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提交的數量。現在，既然美國頻頻發難，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走向前臺的機會，應該在多哈談判中主動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抵制美國的主張，刪改條約中僅對西方有利的條款，在制度層面上世界多極化發展的現實定格在條約之中，不給美國留下發難的理由。
301調查：好戰的“美式裝備”
301調查，簡言之，是美國貿易代表根據“301條款”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進行調查。“301條款”的核心內容是：如果美國貿易代表確信，美國依據任何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遭到否定;或外國的某項立法、政策或做法違反了貿易協定、與協定不一致，或是不公正的，并給美國商業造成了負擔或限制，則美國貿易代表必須采取強制行動，以實現美國依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或消除上述立法、政策或做法的影響。
301條款制度是美國政府奉行單邊主義，輸出其國家意志的主要工具。1998年，在歐盟香蕉案訴訟過程中，美國適用301條款對歐盟采取報復措施，歐盟于同年11月25日在WTO起訴美國，要求修改301條款中報復措施的實施時間。巴西、加拿大、日本、韓國、泰國、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爾、中國香港、印度、以色列和牙買加等16個國家紛紛響應，以第三方身份參加訴訟。但遺憾的是，專家組不能找到美國301制度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相悖的理由，美國勝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