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晚7時許，西苑立交橋旁的人民西路上車水馬龍。行色匆匆的人們不會注意到，路邊那座20多層的高樓上，掛著兩個“蜘蛛人”，他們正一點點移動著擦拭墻壁。在秋日的黃昏中，兩個生命就被兩根長長的繩子拽著，像兩片樹葉在風中搖擺。然而他們并不覺得驚險，還互相說笑著。

　　某日中午，金碧路上空的高層清洗隊

　　他們不知，就在幾個月前，一名貴州小伙子在清洗昆明機場空調時從高空墜落，當場身亡。和他們一樣，小伙沒有取得特種作業操作證、沒有受過任何培訓，“一只水桶一根繩”就上了高空。

　　據可靠數據，目前昆明市約有外墻清洗“蜘蛛人”2000多名，而持證上崗的不足200人。誰也說不清，這個城市有多少“草臺班子”、“山寨公司”在做著這項工作。企業沒有準入制度，存在法律空白；人員流動大，帶來統計困難；行業交叉，形成管理真空；惡性競爭，企業拼命壓低安保成本……于是，一起又一起的墜樓事件發生了，緊接著很可能是“老板”逃跑，沒買保險的農民工索賠無門……

　　高空清洗行業亂相頻生

　　“來昆明才5天，他就摔死了”

　　悲劇就在一瞬間發生。當時和貴州小伙張普仁一起干活的工友說：他掉下去也就零點零幾秒的時間。零點零幾秒，一個28歲的生命消隕，一個家庭的悲歡就此轉折。

　　“連續幾天，我想哭卻哭不出來，外面的世界就這么殘酷嗎？！”電話那頭，張普旺聲音低沉。5月14日，當他和堂哥張普仁從貴州老家出發時，他怎么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5月16日，兩兄弟到昆明的第二天，他們就來到勞務市場找工作。一個姓王的“老板”說讓他們去他那兒上班，一天50元。當天晚上，他們就被帶到昆明機場，拿著水桶、抹布跟著其他工友干活了。

　　在此之前，他從沒有聽說過“洗墻”這個行業，剛開始兩天，只是在地面工作，可第三天，他們就被架上了半空中。沒有培訓，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5月19日晚，帶班工友神色凝重地來到張普旺旁邊：“你堂哥出事了！”他跑到機場另一側，堂哥躺在地上，頭上全是血，“已經死了。”

　　帶班工友告訴張普旺，他堂哥是安裝中央空調的螺絲時，不小心踩空掉下來的。那里離地面約8米高。“現在提起這些事，頭都是痛的。”22歲的張普旺經歷了堂哥的死后，連續幾天都吃不下飯，隨后便收拾東西回了老家。

　　事情發生5個月后，記者撥通了張普仁家的電話。死者妹妹張云梅說：“你不要問我媽媽這個事了，她不能再哭了。”兒子出去才五六天，回來的卻是骨灰盒……這位母親天天哭，直到現在每天都說頭疼，每天都要打針。

　　“沒安全措施，再多錢也不做”

　　張普仁的叔叔告訴記者，張普仁受雇的昆明潔霸清洗有限公司（下稱潔霸公司）只答應賠幾萬。“協商了好幾次，他們最后同意賠15.6萬。”他說，“就這樣他們也不給個痛快，說分期付款，一個禮拜給一次。”協商不成，他們只有委托云南德和政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名跨，走司法途徑。

　　楊名跨告訴記者，2009年4月23日，潔霸公司與云南機場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機場集團）簽訂合同，將昆明機場候機樓內的風口、通風管道等交由該公司進行清洗作業。

　　“清潔公司攬到業務后，就找些臨時工來完成。”他說，這些工人沒有經過理論與技能考核，更沒有取得特種作業操作證，便被公司“趕鴨子上架”。律師認為，潔霸公司沒有依法取得“特種作業資格證書”，“不具備任何安全生產條件”。而機場集團“選任失當”，將高空清洗工作承包給他們，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目前，家屬已經起訴至官渡法院。

　　“命是自己的，小心點就是了”

　　“干這個活特別危險，為什么要來做呢？” 9月12日，記者來到一個正在進行高空清洗的工地，問一個剛從墻上下來的“蜘蛛人”王軍。他答：“想給家里賺點錢，當時也沒想到有那么危險，有活干有錢賺就行。”

　　王軍所在的施工隊里，平時都是固定的幾個人去攬活，攬到活后大家一起去做。他說，他剛來時，就是師傅帶著他們干，師傅一開始不讓他們上墻，只讓他們遞送工具，幾天后，他們也大著膽子上吊板干活了。自己沒有安全培訓證件，合同、保險就更不用說了。只有去大公司干活時才比較正式，配安全帽、安全繩什么的。聽說一些正式公司都給合同工買保險，他們挺羨慕。

　　“我們也知道生命安全很重要，但是老板不給我們提供足夠的防護設備，為了掙錢，我們有什么辦法！”王軍說，他曾親眼見一個工友摔下來，一條腿摔斷了。“很害怕，命是自己的，小心點就是了。”

　　“蜘蛛人，是在拿命換錢”

　　10月20日，在北市區一個小區，昆明市高層建筑清洗公司的楊光浩邊指揮著工人洗墻，邊接受記者的采訪：“我干這個13年了，每年都會聽說幾件同行墜樓的事情。”

　　他1997年從保山來到昆明，一直在這家公司工作。最高一次洗過佳華廣場，40層。目前他是這個公司一個施工隊的隊長。“我們公司相對正規，高空清洗培訓站就設在我們這里。”他說，剛來時，公司就對他們進行了一個星期的培訓，拿到了特種作業操作證，簽了合同、買了意外傷害險。“這個工作看起來危險，但要是安全措施到位，就不危險。我來公司13年，就沒見公司出過事故。墜樓的都是那些外包組，工頭舍不得出成本，家伙不牢實。”

　　“干這行的100%都是農民工，相對其他農民工，“蜘蛛人”的工資算高的。”像他們公司的工人每個月能拿到2700～3000元不等的工資。而包工頭找的臨時工基本是按天算，一天能拿100多塊。這類臨時工占到了行業從業人員的一半，沒有受過培訓、沒有安全保障。“工資不高沒人會來做這么危險的工作。”他說，一定程度上，“蜘蛛人”是在拿命換錢。

　　監管漏洞形成惡性競爭

　　“多、亂、濫 ”的高空清洗

　　“蜘蛛人”的安全問題，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難題，層出不窮的墜落事件在各地上演。昆明乃至全省究竟發生了多少起這類事件？記者遍尋安監等多個部門，都沒這方面的統計資料。

　　昆明市安監局2007年8月發布的一份《情況通報》顯示，昆明市涉足高層清洗的企業很多，許多家政服務公司都有涉及，從業人員近5000人。雖然2002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就將高空清洗作業納入特種作業范疇，但全國各級安監部門并未真正將其納入監管范圍。2006年，昆明率先選擇在運作比較規范的昆明市高層建筑清洗公司掛牌成立了全省第一家高空清洗培訓站。但到發布通報為止，僅有3家公司共72名從業人員經過培訓取得特種作業操作證。

　　昆明市安監局副局長楊振武表示，安監局曾進行了幾次專項檢查，也處罰過一批企業。到目前為止，有注冊登記的清洗企業只有20多家，持證人員約有200人。“由于人員流動性大，能納入統計的從業人數不超過500人。”他也表示，如果加上家政工作人員 ，就是未知數了，“家政行業不在我們的監管范圍。”楊振武說。

　　云南省環衛保潔專業委員會副會長、昆明市高空清洗安全培訓站負責人楊小彪也表示，目前昆明市高層清洗企業有近2000名“蜘蛛人”，拿到“爬墻證”的不足200人。

　　“昆明的高空清洗行業存在多、亂、濫現象。”昆明市安監局執法大隊的大隊長王赤勇說，許多家政服務公司都暗地從事過高空清洗，但這些公司多數設在偏僻難找的地方，營業面積很小，有的兩個人一部電話就是一個公司，看不到工人和作業工具，有活時才找人來做，安監部門檢查時許多公司都不承認從事過高空清洗。“惡性競爭的結果是誰都不愿進行安全投入和對人員進行培訓，安全隱患嚴重。”

　　轉包背后的惡性競爭

　　“那些游擊隊讓我們深惡痛絕。” 昆明市高層建筑清洗公司總經理楊小彪無奈地說。一些工人在正規公司工作一段時間、積累一些經驗后，就會出去單干。他們通常會搭建“草臺班子”，找幾個農民工形成“外包組”。很多打著高空清洗旗號的清潔公司其實根本沒有自己的“蜘蛛人”。接了活，他們就去找那些工頭，“轉包”業務，從中賺取差價。工頭們為了搶生意，競相壓價。有的又再次轉包給其他工頭，有時一個業務會被轉包數次。

　　“我們只用自己招聘的‘蜘蛛人’，上崗前要培訓，還要買保險。” 楊小彪說，他們要給工人們配備高質量的安全帶、安全帽、手套、高空吊板，使用正規廠家的清洗劑。而草臺班子為了降低成本，不培訓工人、不買保險，不配安全帶，一根繩子就爬墻。“外包組大量使用氫氟酸，腐蝕性特別強，很容易腐蝕工人身上的繩子，許多墜樓慘劇就是這樣釀成的。”

　　在今年3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清洗行業研討會上有專家提出，無序轉包帶來惡性競爭，惡性競爭必然壓低成本，這成為目前外墻清洗最大的安全隱患。

　　人員流失的惡性循環

　　清潔企業為什么不送員工去培訓？一清洗公司的負責人大倒苦水：“從業人員流動性大，今天辦了證，明天人就走了。有的公司通過培訓取得兩三本作業證，供全公司幾十人使用，這個圈子里都這樣。”

　　昆明市彪王清洗保潔公司的楊柯、張勉二人曾參加了2008年在昆明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清洗行業研討會，他們介紹，“蜘蛛人”大都是初次從農村來到城市，經老鄉介紹或應聘來到清洗公司。外墻清洗是種危險性極高的作業，保險公司的保費很高，公司很少給員工投保。加上清洗業務淡旺季分明，“蜘蛛人”的收入波動較大，只要有其他稍好一點的工作，他們就跳槽了。

　　專家認為，外墻清洗人員的流動給整個行業帶來巨大的安全隱患。新招工人經驗、技術不足，公司培訓成本增大。而自立門戶的公司或“外包組”，通常都會為了逐利而壓低安全和質量標準。安全事故發生后，由于沒有保險，蜘蛛人或其親屬得不到應有的保險賠付，清洗公司和物業公司為了逃避安監部門的雙重處罰，往往隱瞞事故私下解決，死傷者也很難得到相應的工傷賠償。

　　行業交叉背后的監管漏洞

　　“高空服務行業的安全管理處于真空狀態。”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高空服務業分會秘書長劉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高空清洗公司分布在物業、城管、環衛、商業、建筑等行業內，但都不是這些行業的主業務，處于這些行業的邊緣。加上高空清洗作業屬危險很高的作業，傷亡率高，產值相對較小，各行業均不愿納入管理。安監、技監、勞動等部門都參與管理，但都是出事故后的處理，而日常的監督管理、前期的安全教育、培訓、組織等工作無人負責，企業有需求時求告無門。

　　我省安監局一位人員向記者透露了他們的無奈：“很多時候，我們沒法主動監察，只好采用事后查處的方法。”他說：“從安全生產的角度講，‘蜘蛛人’該歸我們管；從用工關系講，該歸勞動局管；從使用工具來看，該歸質監局管；從經營角度講，又該歸工商局管。就連我們想掌握一下昆明到底有多少家高空清洗公司，都得不到一個確切的數據。”

　　昆明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執法大隊大隊長王赤勇說：“我國對高空清洗作業尚沒有相關的規范條例，缺乏統一的安全規范或標準。”

　　逐步列入行業監管范疇

　　令人疑惑的是，這樣一個高危的特種行業，卻沒有行業準入制度。“目前，想開一家清潔公司，只要擁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有一定的注冊資金，就可以拿到工商執照。至于是否具備相應的資質、從業人員是否持有特種作業證，工商部門并不審核。”王赤勇說。

　　無法列入行政許可范疇

　　在張普仁事故中，潔霸公司的負責人說：“他們一直強調企業要有高空作業資質證，問他哪個部門發，他們又說不出來。我們去安監局等各部門問了，人家說現在這個沒納入行政許可范疇。”

　　此情況屬實。早在2007年，昆明市安監局就請示云南省安監局，將高層建筑清洗行業列入行政許可。就是說，以后哪個公司要從事高層建筑清洗活動，都要先經過安監局的許可，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

　　但隨后省安監局作出的批復卻是：暫不宜列入行政許可范疇。原因是，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行政許可，國務院發布的決定和政府規章可以設定臨時性的行政許可，其他規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設定行政許可。而由于“目前法律、法規、規章、決定均沒有將高層建筑清洗行業列入行政許可事項”，因此，“該行業暫不宜列入行政許可范疇”。批復中還強調：“對從事高層建筑清洗的單位無需辦理安全生產許可證，但相關人員應當經安全培訓合格，取得相應資格后方可上崗。”

　　昆明市安監局副局長楊振武對此表示無奈，他說：“我們甚至直接與國家安監總局對話，但批不下來，上位法缺失，沒辦法。”

　　“蜘蛛人”有了國家標準

　　在行業門檻方面，云南省環衛保潔專業委員會也有一定考慮，他們于今年9月8日向昆明市政府有關部門提交《關于特種行業前置審查的報告》，建議開設高空清洗的公司先到協會備案，達到行業準入條件的，協會蓋章后再到工商部門注冊。

　　該委員會副會長楊小彪透露了一個令人欣喜的消息，目前，“蜘蛛人”從業安全的強制性國家標準——《坐板式單人吊具作業安全技術規范》已經獲準通過，將于11月正式公布。國標要求制定高空作業的執業上崗制度。今后，所有相關從業人員均要有執業證書。而從事此類業務的企業，必須經過權威部門的安全資質認定才能承接業務。國標還規定了諸如“風力大于4級不許高空作業”、“爬高人員體重應不超過75公斤”、“超過使用期限安全繩應報廢”等事項。

　　國標出臺以后，對混亂高空清洗行業的規范會起到多大的效果？“這還要看執行的具體情況。”楊小彪說。

　　客戶是否有義務查看資質

　　張普仁事故中，作為甲方的機場有責任嗎？在高空清洗業務中，這些“客戶”到底有沒有、應不應該有相關義務？

　　“賠償跟我們沒有關系。”機場集團法律事務部相關負責人表示，他們是與潔霸公司簽訂的合同，不直接針對張普仁本人。張普仁和潔霸有勞動關系，他該找潔霸公司。而潔霸公司的負責人似乎很怕失去機場這個“大客戶”，一直向記者強調：“機場沒有責任！”

　　楊名跨律師表示，《安全生產法》規定：“生產經營單位不得將生產經營項目、場所、設備發包或者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或者相應資質的單位或者個人。” “發包或者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或者相應資質的單位或者個人……導致發生生產安全事故給他人造成損害的，與承包方、承租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相關專家則表示，客戶出于對成本的考慮，同時又由于對清洗這一新興行業不太了解，會選擇承包價相對較低的公司或團體，而“山寨”團體多被他們選中。專家提醒“客戶”：“山寨”團體的清洗工具粗糙，可能會損傷墻體，而且很可能因為安全措施不到位造成人員傷亡，這也會給客戶帶來一些糾紛和不必要的麻煩。

　　“張普仁事故后，昆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要求市安監局妥善處理。”楊振武說，昆明市安監局下一步將出臺規范，規定業主必須查看清潔企業和施工個人的資質，否則業主將受到相應的處罰。

　　發生事故能否雙重索賠

　　張普仁的家屬方以“安全生產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為由，將該清潔公司和機場訴至法院，索賠26.5萬。另一方面，家屬還會以工傷損害為由，再訴清潔公司，索賠12萬余元。

　　律師楊名跨表示，目前對類似事故的民事賠償很少進入法院。如果是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像煤礦爆炸等等，一般都是由政府主導進行賠償，而一般的安全生產事故大部分都是私了，“到法院的也只是要求工傷賠償。”

　　“此案既有工傷保險待遇糾紛，又提起了安全生產事故人身損害賠償訴訟，這在之前的法律實踐中是沒有過的，至少在云南省沒有過。官渡法院并沒有立即受理我們的訴訟，是經過一周的研究后才給立案的。”他說，工傷賠償時間拖得長，很多情況下工頭跑了，農民工索賠無門，而提起人身損害賠償，就可以向第三方業主索賠。這更有益于保護“蜘蛛人”的利益。

　　安全生產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在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四級案由（共657個）中，沒有作出明確規定，而《安全生產法》等法規中，都明確規定了工傷保險和人身損害的雙重賠償。 “因此，本案完全可以創設一個新的案由——安全生產事故人身損害賠償。”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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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清洗業的前世今生

　　據資料載，專業清洗最早出現在1932年。當時美國紐約市一棟大樓的夜班值守保安在上班時突發奇想：何不利用這段時間把辦公室打掃一下，于是就誕生了室內保潔這個行當。而我國的高層建筑清洗業則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興起。1986年，英王伊麗莎白訪問北京、上海，政府部門為了搞好接待工作，要求對訪問參觀路線沿街的大樓進行清洗、粉刷。我國的清洗行業這才誕生。

　　目前，清洗業正逐步成為國內一個新興的朝陽行業，它的發展成就了一批清洗公司。隨著行業的發展，惡性競爭、事故頻發等各種問題也不斷暴露出來。